关于性权利的讨论由来已久。性权利是什么、它包括哪些方面？性与性权利有什么关系？性权如何与人权相连结？

    

    性，与生命同在

    从性的生物基础来看，在胎儿仅仅三个月大的时候，尽管男女生殖器还没有分化，仅仅是一个“肉隆起”，但是它却可能出现“勃起”；直到临终之前的回光返照时，男女都可能出现最后一次勃起。  

    这就是性，与生俱来，随命而去，贯彻于生命的始终；只是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不同而已。更进一步说，性，绝不仅仅是性交，而是性的一切表现。勃起则是其中最直观的。  

  

    这也是性权利（性人权）之所以不可剥夺的生物原因，就像人的生存权一样，是不言自明的公理。

    法定婚龄不是性交的最低年龄  

    可是，在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发展中，性，一直被定义为“阴茎插入阴道”这唯一的一种活动。由于小孩子很少能够进行这样的性交，所以性就被认为是“少儿不宜”的。  

    那么，到了什么年龄，性交才“宜”呢？直到20世纪之前，任何一个社会对此的思考和规定，其实都是“宜婚年龄”；有时甚至是“必婚年龄”，否则就会被人笑话甚至会挨骂、挨罚。对于性交这件事，人们基本上是顺其自然，不管几岁，当有则有，无亦无妨。  

    因此，所谓“法定结婚年龄”并不是“禁止性交”的年龄界限。如果再小，那么只性交不结婚，即可。虽然在某些严禁婚前性行为的社会里，这二者合一了，但是中国现行的任何法律中，都没有禁止婚前性行为的任何条款。  

    只有到了现代工业社会里，性，被认为有可能损害大规模生产所必须的组织纪律，因此，专门用来管制“性”的五花八门的法律规定才纷纷粉墨登场。首当其冲的，就是禁止与少女性交。在当今中国，就是“与14周岁以下的女性性交，一律是强奸”的法律规定，以及“性只能发生在成年人之间”的民间道德准则。  

    这是防止侵害，还是赋予权利？  

    中国的一般人都以为，“与14周岁以下的女性性交，一律是强奸”这样一条法律，完全是为了防止少女被侵害。可是人们却往往忘记了：这就等于说，一个女性，过完14周岁生日的第二天，就有权利跟别人上床了，对方不再是强奸，她自己也就不再是被强奸了。

    因此，这条法律在全世界都叫做“性的法定承诺年龄”，也就是说，低于这个年龄，即使少女自己愿意性交也没用，她还没有权利做出“同意上床”的承诺；因此对方必然被判为“违背对方意愿”，就是铁板钉钉的强奸。反之，一过这个年龄，女性说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，就具有了法律效力；凡是她愿意的性交，就再也不能作为强奸了。  

    早在1953年，性社会学大师赖赫（Reich）就在《年轻人的性权利》一书中指出：这其实就是赋予了年轻人性交的权利。后来，在1960年代的“性解放运动”中，美国青年充分领悟了这一点，而且贯彻到底，因此把赖赫称为“性革命的教父”。  

    中国的许多人，如果真的明白了这一点，恐怕要大惊失色吧？其实，人们有所不知，中国规定的14周岁其实已经非常低了，美国的一些州是定到16周岁甚至18周岁。这是迫不得已；别忘了，短短50年前，15岁就嫁人的比比皆是啊，难道都判丈夫犯了强奸罪？  

    尤其是，如果嫌14周岁太小，那么您认为应该是多少岁呢？根据什么呢？别忘了，中国《劳动法》的最低就业年龄是16周岁啊。  

    要害：为什么要一刀切？  

    当然，“性的法定承诺年龄”同时也限制了低于这个年龄的少女的性权利。可是，如果您反对这一点，那么您说究竟早到几岁才好呢？这又是根据什么呢？  

    其实，这条法律的要害，不是多少岁更好，而是忘记了“人和人不一样”这个最起码的常识。女孩子发育有早有晚，怎么可以一刀切呢？尤其是最近以来，少女的发育不但越来越早，而且个体差异越来越大，硬性地同意规定“14周岁”，已经越来越脱离实际啦。  

    可是，在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律制度中，所有的规定都不得不一刀切，就连伸缩余地也还是一刀切的。因此，“性的法定承诺年龄”这个问题更加深刻的意义是：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避免一刀切，更加因人而异地立法与执法吗？  

    走向新的裁定制度  

    其实，这个世界上早就有人极大地缓解了一刀切的问题，那就是美英的陪审团制度。在这个制度里，法律条文和判例仍然存在，但是此时此地的那个陪审团，却可以依据此人此事和此景此情，做出有差别的裁定。例如，同样是XX岁以下，有些情况就会被判定为是强奸，但是另外一些情况则不是强奸；只要陪审团根据普通人的常识做出判断，那么他们的判决就是合法的、有效的。

    当下，中国人正在热议“嫖宿幼女罪”应不应该废除。这其实是一个表面问题，因为这个法律规定，在出台的时候就是一刀切，要废除的呼声又是一刀切。切来切去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有没有人以“嫖宿幼女”为名，实际上是强奸幼女？当然有。可是，14周岁以下自愿做“小姐”的有没有？也确实有啊。那么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法律岂不是两头不讨好？

    关键问题是，我们中国的法律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之傻，而且非要一条道走到黑？如果我们有健全的陪审团制度，那么究竟是强奸还是嫖宿这么一个小问题，12个成年人还搞不清楚吗？为什么非要青天大老爷们定出现在这样的一刀切的法律条文吗？  

    人权的时空给定  

    说到最后，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：一切性权利，其实都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实现。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封建社会里，又在一个封闭的乡村，那么即使实行陪审团制度，我们的性权利恐怕也仍然得不到保障，反而不知道会被判成什么罪。  

    所以说，伸张性权利，与落实性权利，这真的是两回事，两者在西方相差了至少50年，在中国呢，谁知道呢。再所以说，我们既要百折不挠地宣讲性权利，也要耐心地等待社会跟上我们的步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