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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腾,折腾,为什么要拿教育来折腾?
“这届初三学生怎么样?”“比上届初三差远了。”“你们初二怎么样?”“别提了。”“你们还不算差,看看我们这届初一,都不知道怎么教。”这是我经常听到的老师们的“共鸣”声,而这样的共鸣声在这座城市的很多学校漫延。从贵州支教结束后,我一直都在思考,为什么山村教育步步下滑,为什么都市教育难如人意?为什么教育改革风起云涌,教育投资成倍增加,而战斗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却发出“教育却一年不如一年,学生一届不如一届”的感慨?
教育越来越让人读不懂,看不透。近几年来,教育也成为民众最关注的热点问题,被质疑,被斥责,被声讨。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风气已经严重地伤害到教育的根基,学校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功利色彩,很多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孩子的未来,而仅仅是为了检查评比,为了一个奖杯,为了上司的嫣然一笑。我们的教育在经历着越来越多改革的同时,也经历着越来越多的折腾,被这样折腾拖累的不仅仅有千百万的学生,还有我们的老师。
还是从贵州那所山村学校说起吧。支教四年,我对那所山村学校有着圣教徒般的情感,但从2003年开始“两基攻坚”(即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,简称普九和扫盲)以来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实事求是地说,我支教所在的那个偏远乡镇根本不可能达到普九验收标准。以我在2001-2004年支教的这届学生为例,在初一的时候有3个班180多人,初二时剩下两个班140多人,到初三毕业时只剩下了100多人,辍学率超过40%!,作为一个志愿者,任教的年级辍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 40%,除了痛心之外,也是我的奇耻大辱。但我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了,大学收费越来越昂贵,巨额的学费断绝了越来越多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,大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,更让“知识改变命运”这句话变得苍白无力,很多获得资助的孩子依然辍学打工,每学期走几十个学生是很正常的事情,虽然老师们都会到村寨去劝学,但很难成功。辍学率居高不下,直接威胁到验收工程。后来乡政府出台了一个强制规定,要求老百姓必须把外出打工的子女都叫回来读书,否则就罚款。在政策高压下,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孩子回来了,但这群孩子的回归却导致宁静的山村学校走向严重的混乱,因为这群孩子回到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,而仅仅是为了避免罚款,他们在学校里抽烟喝酒,打架斗殴甚至威胁教师,学校也毫无办法,在另一所山村学校,还发生了学生调戏女教师的事情。在那段时间里,老师们是不敢训斥学生的,要是学生因老师的训斥离开学校,老师就要负全部责任,就要受到斥责,就要低声下气地去把学生劝回来。为了验收,教师们两年来疲于奔命,很多次辛辛苦苦准备的材料由于不符合验收标准而变成一堆废纸,支教几年来,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验收的时候,为了能凑齐学生人数,某些学校和当地政府甚至招募一些社会青年坐进教室里,冒充学生,应付检查,老师们还要自己掏钱付给这些人一定的报酬。这样的作弊手段尽人皆知,但验收组“视而不见”,因为我们的验收大都是材料的验收,数据的验收,至于这种验收究竟给山村教育带来多少影响,给山村教师带来多少苦痛,没有人理会。学生成绩越来越差,学校风气越来越混乱,导致老师开始考虑外出打工,也导致山外来的志愿者逃离。2004年9月,团中央派遣了四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到这个贫困县扶贫支教,时隔不足半年,有五六个大学生志愿者不辞而别,一个大学生志愿者曾经这样对我说,“其实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。”这些话语的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现实呢?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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