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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今年的北京市“两会”上,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李烈校长作为市人大代表,就北京的基础教育问题、教育改革以及老师们的发展,向北京市长王安顺提了建议。
李校长究竟向市长报告了哪些内容?市长又是怎么回复的? 一起来看看吧。
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李烈
1
教育一定要敬畏规律
在小学教育工作了43年,这么多年教育变化我是亲身经历和感受的。现在北京的基础教育有目共睹,教育的公平和均衡、优质资源的发展等等很多方面都在全国堪首。北京不仅是低调,均衡程度确实很高。这两年来基教改革效果明显。
在40多年教育工作中,有20多年是做校长。教育好像谁都能评说,谁都懂,政府也把教育放在首位,改革效果也很明显。
今天我想向市长,向各位代表呼吁的是,教育要敬畏规律,要为教育营造生态环境。政府要系统作为,要建设教育改革中的配套机制。
2
现今的教育投入“目中无人”
举个特别小的例子,但是能典型地反映其中的问题。比如教师的培训,谁都知道一所好学校,取决于教师队伍水平的高低。谁都会说,软件其实比硬件更重要。但是,政府在教育软硬件的投入上,有悬殊。
特别明显的是,教育不是没钱,投入的钱挺多,但目中只有物没有人。比如现在提城乡一体化,名校到农村办学。政府给薄弱校投入,但这些钱只能用来搞基建、买设备,唯独不能给老师用,或是拿很小的比例用于老师的培训,然后这个培训又有很多规定,比如不能出国,香港也不能去。每天住宿、吃饭、交通等方面都有细致严格的规定,现在我们都没法带老师们出去培训。
因为政府资金的绩效评价要求,一年前你就要为这个培训做非常细致的、但根本没法实现的预算。比如我们西城的名校长工作室,有十几位校长,一年会给几万块钱,但是你出去坐什么车、和谁去、请谁、住在什么酒店,提前一年就得做好,这个根本没法做。然后第三方专家团队,会按这个预算去评价,如果前面做得不准,那就是问题;如果做了预算因为特殊原因没有按时实现,这也是问题。
所以,现在给点钱,我们就想说不要了,那点钱还不够麻烦的。作为校长,真的没有精力时间花费在这上面了。
3
优质教师为薄弱校做培训,为何不能有报酬?
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,对于教师的培训,北京批了一笔钱。当时有个措施,考虑到农村薄弱校的培训层次不够,所以北京就分两批,命名了一些教师培训基地,任务是给这些学校老师培训。给到培训基地的钱,支出可以买设备,可以有学校建设需求,也有个很小的比例是用于指导教师的费用。
一个学期结束了,我们的培训任务也做完了。到最后,钱下来时,规定却变了。比如拿我们学校来讲,只有45万是给到人头。这些钱是怎么给到人头的呢?我们当时代培了将近十位来自郊区的老师,这45万里含这些老师的吃住,含他们的活动经费,这样分配完了,所剩的钱就很少了。
剩下的很少的这一笔钱,可以给指导老师搞活动或买点东西,但当初承诺的是,这些指导老师出色地完成本职任务之外,额外承担这些任务,会给指导费,最后一分都没给。因为钱是打到学校账上的,有额度限制,一分都不能给到老师。
所以,这是个很大的反差。如果没有钱,大家不会在乎,但是这么多钱的教育投入,唯独缺老师的投入,而且是像这种名正言顺的指导费。这是明显没有道理的。看似事小,但反映的是大问题,就是这种对软硬件投入的反差,不切实际。
4
老师出国管太严,反而会变成一种浪费
作为教育的发展,尤其是教师行业的特殊性,眼界必须要宽。你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,但是现在难得出趟国,限制又非常多,时间五天,人数也大概只有6个人左右,而且这样的规定越来越严。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?
比如我们和美国一所大学有共同合作的课题,有个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。当时暑假,加拿大的苏黎世教育局,通过外交部也特别地邀请我们到访交流。我们就想着组织老师准备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一起交流,当时觉得这一趟路费值了,可以到美国进行课题交流,也可以到加拿大访问。
但当时一报批,说不可以。因为有规定,不能到两个国家,而且一个国家也不能超过两个城市。花那么多钱出去一趟,去掉路上往返时间只剩下三天,参加活动交流一天,到另一个城市友好校用一天,然后这中间路上还有时间成本。
再比如,我们和很多国家的学校有合作关系,老师之间会进行互访。美国的学校,老师带着学生来我们学校,都已经三次了,但是我们一次都没有成行。原因是,第一次我们想组织学生去的时候,规定是十几个学生配一个老师,这个规定的不合理在于,小学生和中学生、大学生太不一样了,但规定的师生比例却没有区别。
这样要怎么成形?有人出主意说,那就虚报,学生多报点,到时候说学生没那么多去的。但我说这不行,这明显作弊。所以现在没别的办法,我们就不去了。人家问我们为何不能履约,不去访问了,我们这都张不开口,没法说真实的理由。
类似这样的规定,越来越多。看似事不多,但它真的在反映一个问题,这也是政府对财政支出不合理的规定。而这些事情都缺少人去研究,这不是我们教育口单方面可以解决的。
5
老师做得越好,我越觉得对不起他们
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,具体的事在教育口一线,大家涉及到的瓶颈问题,其实不是教育口能解决的,也不是一个区有权力能解决的。
我们西城区配套改革,非常勇敢地出台了一个举措,就是评副高级教师的权力下放给集团,但是在评选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,有些硬性规定是被市里限制的。所以改革当中,太需要配套措施了,不是想得挺好,有个布局和意向后,就可以轰轰烈烈搞起来,而做的过程中有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,没有新的应对。不仅仅效果会打折扣,人也经不起折腾。
去年我和王宁副市长(时任西城区委书记)交流时,我就说了这样一番话,我这校长做的,觉得老师做得越好,我越对不住他们。因为看到教师团队的辛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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